閱讀，何以產(chǎn)生煩惱

在中國當代作家中，張煒不僅是一個嚴肅的寫作者，也是一個認真的思考者。2011年，他的長篇小說《你在高原》（十卷本）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。四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，他不僅寫小說，還寫了大量的散文、隨筆、詩歌與文藝評論。其實，散文是最能體現(xiàn)一個作家真性情、最能看出一個作家思想底色的文學體裁。散文集《閱讀的煩惱》匯集了張煒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文學見解，對于我們?nèi)绾伍喿x文學作品、如何看待文學現(xiàn)象提供了參考。

每個寫作者都應(yīng)該慎重提筆

《閱讀的煩惱》之書名，來源于書中的同題散文，其副題是“關(guān)于二十五部作品的札記”。這篇文章成稿于1997年，當時張煒已經(jīng)是很有影響的作家了，但此時的他依然在博覽群書。一般來說，閱讀中有所獲是心情愉悅的，文章名為《閱讀的喜悅》或《閱讀的收獲》豈不是更好？但他閱讀了一些文學作品后，內(nèi)心深處有隱隱的擔憂和焦慮。有的作者急功近利，總想著成為一流的、有名望的作家，于是在作品的“包裝”方面絞盡腦汁，指望在文壇和市場兩端都討好。張煒認為，中國有“言為心聲”的傳統(tǒng)，不能為了成名，“在作品中進行奇怪的拼接、聯(lián)想、若有其事地胡說八道”。不真誠的作品，文辭越是優(yōu)美，對人的毒害就越大，作為文學擔起情懷的作家，張煒對這類作家和作品很是擔憂，閱讀這樣的作品，不但不能帶來愉悅，還會帶來無盡的煩惱，敗壞文學的胃口。

作家是不是應(yīng)該天天寫作？張煒在書中認為，勤奮是一個作家的優(yōu)良品質(zhì)，但是僅有勤奮是不夠的。我對此深以為然。我認識很多作家朋友，有的格外勤奮，天天寫呀寫，發(fā)表作品也是家常便飯，且每次發(fā)表新作都在微信朋友圈秀一秀。在社交媒體展示新作之發(fā)表并無不妥，我擔心的是作為經(jīng)驗豐富的作家，日日寫作、高頻率發(fā)表并以此為樂，會影響作家對文字、對生活深度的追問和思索。寫作與工廠流水線的生產(chǎn)是有差異的，比拼的是智識和積淀。作家不妨偶爾放慢寫作的腳步，即便才情四溢、靈感迸發(fā)，也需要“停一下”，深思熟慮后再動筆寫作，或許作品會出現(xiàn)不同的面相和格局。當今文壇，有的作家總是急急忙忙寫得太快、出版得太多，但是又有多少作品，能真正經(jīng)受時間的檢驗?zāi)?？每個作家都應(yīng)該慎重提筆，文章千古事，若敷衍了文字，文學就會敷衍你。

文學評論需要風清氣正的氛圍

對于文學評論之生態(tài)，張煒也不無擔憂。他在書中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，說有色盲的評論家，對色彩之間的差異都分不清，卻對一幅畫作滔滔不絕地“指點江山”。他寫道，“這是令人同情的”“在別人眼里，這種尷尬是無論如何也沒法消除的”。眾所周知，文學評論和文學創(chuàng)作是馬車的雙輪，缺一不可。現(xiàn)實中，一些文學評論者礙于人情和面子，對所評之作經(jīng)常筆下留情，說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、虛話和套話，或者是一些似曾相識的陳詞濫調(diào)。還有評論者更甚，對文學水準平平的作品，寫一些肉麻的溢美之詞，把平庸之作捧到了天際。一些普通的讀者，有時會被這樣的言辭所鼓動，這很正?！徽５氖窃u論者。

文學評論需要一個風清氣正的氛圍。作品好在哪里，不足在哪里，有一說一，這理應(yīng)是常識，但是在文學評論中卻不易實現(xiàn)。文學評論中的真知灼見，或者帶一點兒刺的聲音，都很稀有和寶貴。文學的健康發(fā)展，需要創(chuàng)作者和評論者雙向奔赴，文學作品需要真誠，文學評論也要說真話、敢于硬碰硬。否則，文學的生命力就會萎縮。

傳記寫作不僅僅是講故事

文學寫作中，各類人物傳記備受作家、讀者和市場的注目。優(yōu)秀的人物傳記，不僅僅是講述一個人的故事，還對一個人的思想、追求和時代風貌，都進行多維的呈現(xiàn)。在本書中，張煒袒露了對優(yōu)秀人物傳記的偏愛。中外文學史上，有一些人物傳記寫作的高手，如西漢的司馬遷、奧地利的茨威格等就是典型的代表。同時張煒也認為，一些大部頭的傳記，和傳主的故事相比反而無聊和單薄多了，“而實際上，他們所記述的每個傳主本人幾乎都令人神往”。

人物傳記的寫作，并不是對人物進行事無巨細的描寫，更非迎合讀者編造嘩眾取寵的情節(jié)。張煒認為：“杰出的傳記作家越來越少。更多的人都忙著自己的創(chuàng)作，其實一個真正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更好地寫出另一個人物，而這種寫作又絕不會損壞或剝奪他的至為可貴的東西：天才的創(chuàng)造力?！?/P>

簡單地講，人物傳記的寫作，除了調(diào)動一切文學的手法之外，我認為有三點要注意：一是需要大量的傳主素材，尤其是對于著名人物傳記的寫作，更要尋找鮮為人知的素材。當然也不能陷入無止境的搜集之中，否則這樣的傳記寫作可能淪為一堆素材的堆砌，淹沒了人物真實鮮活的一面。二是無論對哪個領(lǐng)域的人物傳記進行寫作，都要寫真實的人、立體的人，即便是為成就斐然的人物進行傳記寫作，也要兼顧日常生活，畢竟人都是吃五谷雜糧長大的，都有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，“高大上”的人物傳記只會讓讀者覺得不可信。三是文以載道的傳統(tǒng)在人物傳記寫作中依然適用，人物傳記不是簡單地講一些起承轉(zhuǎn)合的故事，更要在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敘述中體現(xiàn)人物的性情。作為讀者而言，如果閱讀一本人物傳記之后，只是記住了幾個小故事，從中不能獲得觸動人心的啟迪，那這樣的傳記忽略也罷。

對時髦事物要保持足夠的清醒

當前，伴隨著網(wǎng)絡(luò)的普及，出現(xiàn)了很多“網(wǎng)言網(wǎng)語”。有的接地氣，逐漸走進嚴肅文學的視野，有的則全然是搞怪和低俗，不能步入大雅之堂。作家如何面對包括網(wǎng)絡(luò)語言在內(nèi)的一切時髦的東西？對于這個問題，文壇一直爭論不休。張煒認為，追求時髦和接受時髦的能力甚至會被視為一種天賦，進而又會被形容成天才、智者之類。實際上這一切與天才、智慧，與一個生命的創(chuàng)造力幾乎風馬牛不相及。作家能快速地接受時髦的事物是一種能力，但是這并不表明作家就應(yīng)該追逐時髦，反而對時髦的事物要保持足夠的清醒——時髦不會讓文學脫胎換骨，也不可能讓作品變得更加深刻。他在書中寫道：“一個藝術(shù)家和思想者是不可能以販賣和傳遞最時髦的術(shù)語和概念而得以生存的。相反，這往往是他變得中空、浮泛的開始。他慢慢變成了一個消息的傳遞者，一種場合的描述者，是從乙地到甲地的義務(wù)傳播員?！?/P>

從另外一個角度講，膚淺而新奇的所謂新知識，最新的藝術(shù)方式、表達方式，往往是極有誘惑力和吸引力的。一個功力深厚的作家如果熱衷于此，那就是危險的寫作信號。反過來講，一部文學作品要是以非常樸素的方式，甚至是有些傳統(tǒng)的方式寫出來，那么作品真實感人的力量就會加倍增長。而一個作家在作品中煞費苦心設(shè)計一些新穎的文學形式，最后會收獲甚少，甚至會傷害文學本身。

詩意是衡量文學水準的重要標尺

文學之所以是文學，是因為作家們善于用恰當?shù)恼Z言文字講述故事、表達感情、傳遞思想。文學是語言的藝術(shù)，只有對語言的駕馭輕車熟路，作品才有出彩的可能。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，詩歌被譽為“文學語言的王冠”，最為講究語言的錘煉。張煒認為，小說家和散文家都要有一顆詩心，即便是不寫詩，也要養(yǎng)成讀詩的習慣。文學作品中的詩意，是難得的文學品質(zhì)。有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如同白開水般看不到詩意，對于這樣的作品，他失望地寫道：“從中看不到一句詩。大白話，巧言趣話，有時連巧言趣話都算不上……多大的誤解才造成了這樣的寫作和出版。”“詩是一步一步喪失的，而不是在一個早餐、在某一本書里失去的?！?/P>

當前，受到各種流派和風格的影響，作家的創(chuàng)作越來越顯示出獨特的個性，但是不管怎樣求新求變，作品中如果找不到盎然的詩意，文學性就會大打折扣。當然，詩意的寫作需要長期積累。說得更直接一些，作品是否具有詩意，乃衡量文學水準的一把重要標尺，過去如此，現(xiàn)在和將來亦然。張煒是小說家，但在文學生涯中始終保持對詩歌的赤子之心，他出版過詩集《皈依之路》《夜宿灣園》、長詩《不踐約書》《鐵與綢》等。也許正是因為經(jīng)常光顧詩歌的田園，他的小說具有了一種不可言說的藝術(shù)美感。

從中國古典文學傳統(tǒng)中汲取養(yǎng)分

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(tǒng)，歷史上涌現(xiàn)出無數(shù)燦若星河的作家作品。上千年來，中國人幾乎都以文言寫作，文言寫作尤為講究語言的精練，文學的形式、內(nèi)容和思想完美地融為一體。在世界文學史上，文言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而白話文成為文學的主要語言只有100多年的歷史。張煒在書中指出，在白話文寫作的今天，作家們不能摒棄中國的文學傳統(tǒng)，要從優(yōu)秀的古典文學作品中汲取養(yǎng)分。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古典文學，他花了大量時間去研究詩歌，出版了詩學專著《也說李白與杜甫》《陶淵明的遺產(chǎn)》《唐代五詩人》等。在《閱讀的煩惱》一書中，張煒毫不猶豫地表達了對蘇東坡的敬佩之情。這幾年，伴隨著人們對古典文學熱情的升溫，“蘇東坡熱”突然成為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。之所以如此，不單由于蘇東坡傲人的才氣、出眾的詩文書畫和一路的顛沛流離，更重要的是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，總是能樂觀、豁達地面對人生。作為中國文人之典范，蘇東坡寫下的千古名句，勝過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千言萬語。經(jīng)得起歷史檢閱的作品，值得反復(fù)研讀，從而厚植文學底蘊、底氣。

此外，對于寫出文言短篇小說杰作的蒲松齡，張煒也心懷敬意。這位一心想為官的清朝秀才，終生沒有謀得一官半職，干脆轉(zhuǎn)而埋頭文學，在齊魯大地搜集各種傳說和傳奇故事，最后一鼓作氣寫出傳世之作《聊齋志異》。蒲松齡并未對搜集到的故事進行簡單轉(zhuǎn)述，而是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，使得撲朔迷離的故事傳說具有了文學性，盡管書中亮相最多的是各類鬼怪狐仙，可蒲松齡意在寫人，表現(xiàn)人性，直指真實的現(xiàn)實生活。這樣一來，《聊齋志異》就和其他神怪傳奇分清了界限。故事僅僅是故事，文學則不僅僅是故事，還有人性的刻畫和揭示，這就是文學和故事之間的根本差異。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座巨大的富礦，當代作家要善于開挖這座礦藏，這也考驗文學的慧眼和能力。

回到《閱讀的煩惱》，從廣闊的視角看，閱讀和寫作就是孿生兄弟，作為作家而言，兩者是無法分割的，你我交織，并且相互啟迪。一個作家不廣泛閱讀是不可思議的，若閱讀只是被作品牽著鼻子走，或者不求甚解，這種閱讀就是假裝閱讀，非但無益，害處還不少。張煒所言的“閱讀之煩惱”，顯然是以思考者的姿態(tài)在閱讀，這是一種寶貴的閱讀方式，此乃閱讀之佳境。作為作家，寫作的節(jié)奏可以慢下來，但是閱讀與思考一天都不能停步。只有知曉閱讀中的各種玄機，寫出的作品才會具有蓬勃的生命張力，抵達人類靈魂的深處。  

（作者系中國地質(zhì)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、中國地質(zhì)大學［武漢］編審)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4年05月15日第9版